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I am a Hongk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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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牛津字典正式把“Hong Kongese”和“Hongkonger”收錄在內,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的文字編輯軟件仍然自動地在這兩個英文詞語下面畫上紅色的波浪紋底線,以示拼法有誤。不過相信不用很久,在新版的軟件中輸入這兩個詞語的時候就再也不會有紅線冒出來了,而香港人也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運用這兩個新詞,而不必猶豫這到底是否不夠正宗的「港式英語」。

以一個專門的詞語特指那些居住在一座輝煌城市的居民在歐洲語言中並不罕見,例如英語中有以“Londoner”來稱呼倫敦居民,以“New Yorker”來稱呼紐約市(New York City)居民,在法語中有以“Parisien”稱呼巴黎居民,德語中有以“Berliner”稱呼柏林居民等等不勝枚舉。不過當中最為聲名遠播、膾炙人口的,要數曾被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其演講中刻意提及的“Berliner”(柏林人)了。

1963年6月,甘迺迪出訪西柏林,其時正值東德當局為了阻止國民經柏林逃亡西方,在蘇聯政府撐腰下,悍然在一夜之間築起了一堵臭名昭著的柏林圍牆,柏林人自此開始了分隔長達幾十年的黑暗歲月。就在這樣空前嚴峻的局勢下,甘迺迪在6月26日,站在位於西柏林的柏林市政廳的露台上,發表了著名的題為「我是一個柏林人」的演說。

對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沒有國界,在東西柏林人為自由而奮鬥的同時,在遠東的香港亦適逢遇上「逃港」潮的高𥧌。單單在1962年,平均每天有五千人自廣東省冒死通過偷渡的方式逃亡香港,為的便是擺脫飢餓和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出過四大自由說,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當時由英國政府管治的香港對這四大自由的維護都遠遠優勝於由共產政權管轄的中國大陸。無數中國大陸的人民為踏足香港而不惜押上寶貴的生命作賭注,正正就是「不自由毋寧死」精神的最佳寫照。

到了今天,「香港人」這一身份所代表的,便是一群對普世價值有堅持和承擔的華人族群。

我們為「香港人」這一獨立的身份感到自豪,全因為我們對自由感到自豪,也正正因為這樣,我們無懼各種驚濤駭浪,也決意要捍衞我們的獨特身份,捍衞支撐這座城市脊樑的價值。

我們也可以像柏林人一般,自豪地向全世界自由的人們高呼:“I am a Hongkonger!”


(自由撰稿人 陸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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